四川刑事律师评“代贤峰案”之“死刑”改“死缓”

    近日在一个边远小村庄发生的事情迅速登上各大网站的主版，成为时下舆论关注的焦点。云南省宣威市乐丰乡新德村，1999年新德村村民代贤峰因去商店赊香烟被拒，猛刺年仅19岁的女店主徐文素30余刀，将她杀害。代贤峰在逃到其兄代利峰家后，代利峰带领公安人员将其抓获。曲靖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。代贤峰上诉后，云南高院称其属"不是应当立即执行的犯罪份子"，改判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但被害人家属10年后才知道凶手还活着。而且，除了改判，人们疑惑的是，代贤峰案的一审、二审判决书，被害人徐文素的家属为何一直没有看到？
    这次事件已经不是云南省高院第一次如此吸引我们眼球了。在2011年李昌奎故意杀人案中，云南省高院希望通过该案“标杆性”进一步以审判的形式，来推动死刑改革。法官也呼吁社会“更理智一些”，“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”。李昌奎一审被判死刑，云南省高院又以李昌奎有“自首”情节，改判其死缓，引发社会热烈议论：药家鑫死了，李昌奎凭啥活着？受害者家属提起申诉，云南省高院再审，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定罪准确，审判程序合法，但量刑不当，再次改判死刑。李昌奎终被依法执行死刑。云南省高院“标杆”没树成，结果反陷入舆论漩涡中。
    这次案件同样也是因死刑改死缓而起，不同的是李昌奎案件中，主要是对案件实体问题的争议，而此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诉讼程序中。首先代贤峰的辩护人认为，根据有关司法解释，代贤峰是其兄带领公安人员抓获的，应当以自首论。而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认定了代贤峰有自首情节，但认为他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不宜对其从轻处罚。笔者认为法院的这种认定有不妥之处。代利峰带领公安人员抓获其弟的行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中规定“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，而是经亲友规劝、陪同投案的；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，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，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，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。”的规定，此情节是不能认定为自首的。因为这儿只有家属报案后公安将其抓获，而没有前往投案的情节，法院是不应该认定其有自首情节的。
    其次是代贤峰不服一审判决，以“量刑过重”为由提起上诉。2000年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，代贤峰论罪当处死刑，但尚属“不是应当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”。据此，省高院撤销了一审判决，以抢劫罪改判代贤峰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财产5000元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属于“不是应当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”？对于一个用30多刀劫杀一位年仅19岁的女子，没有法定自首情节，出庭受审时也没有对受害家属有道歉等表示悔改的举动。无论是主观恶性，还是其社会危险性都可以称为罪大恶极的罪犯，有什么能让大家知道并理解的理由，才让云南高院从“死立执”改为“死缓”的呢？云南高院在做出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时，是不是应当给出明确具体的解释。我国是制定法国家，对于能解释清楚的问题都应当书面写明，也能让大家更好理解法律的精神和所表达的意思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    而本案中大家最为关注的是，为何被害人亲属在10年后才知道判决书的内容？2010年5月份在听说代贤峰还活着，过几年他就出狱回来了的消息后。被害人近亲属找到曲靖中院询问此事。在那里，他们看到了跟代贤峰有关的（2000）曲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和（2000）云高刑终字第1062号判决书。被害人非常气愤表示无论一审、二审都没人告诉我们相关诉讼权利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，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权利等等这些他们都不清楚，尤其连此案二审判决内容都不知晓。
    事情到这里我们应该很清楚了。本案的一审、二审法院不仅在实体法律问题中让人感觉存疑，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程序上忽视了诉讼参与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，以致造成今天这样荒唐的局面。刑事判决书，无论一审还是二审都应当送达给被害人一方。这是法律赋予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，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义务。特别是在一审程序中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对刑事判决书的送达还专门做了规定，当庭宣告判决的，应当在五日以内送达；定期宣告判决的，应当在宣告后立即送达。刑诉法对二审判决书的送达问题没有表述，但根据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应当参照一审程序进行送达。” 按照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二条第（二）项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解释》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，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书应当送达给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一百八十二条规定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一审判决的，自收到判决书的五日以内，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。被害人连判决书都收不到，他怎么能行使请求抗诉的权利呢？人民检察院自收到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，就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；案件在起诉程序中，刑诉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还特别规定，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被害人和被害人的委托人的意见。
    本案中三个司法机关居然同时失职，最终让被害人家属诉讼权利严重受损。本案从起诉到审判，都忽视了被害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。
    本网刑事律师认为，云南高院现时的主要任务不是赶“潮”，而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。如果连这些最基础、最简单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得到保障和尊重，除了经常出现此类常识性的法律错误，后果也就只能引发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。同时也期盼司法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，做为职业法律人实在不愿在传媒上看到此类低级的错误和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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